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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朝权相严嵩之子贪赃淫奢为何判死刑时无一

2018-06-14 17:54:35

明朝权相严嵩之子贪赃淫奢 为何判死刑时无一提及

严嵩,严世蕃,是中国历史上顶尖级巨贪。

由于严嵩发迹太晚,一直在南京坐冷板凳多年,等到官拜武英殿大学士,入值文渊阁,受到明世宗朱厚重用,已是嘉靖二十一年的事。老先生六十多岁,那时虽无到点退休一说,但上帝留给他贪污的年头为啥吃了那么多营养品孩子还是长不高?,无论怎样抓捞,为时不是太多。于是趁早赶快,将他实在不成样子的“短项肥体,眇一目”的儿子,提拔起来,作为膀臂。这样,独眼龙得以“由父任入仕。以筑京师外城(功)劳,由太常卿进工部左侍郎,仍掌尚宝司事。剽悍阴贼,席父宠,招权利无厌”。(《明史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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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贪官,皆好色之徒,算得上是一个规律。无论古今,贪必好淫,淫必生贪,这两个人,名为父子,实是贪污同道,更是纵欲淫友。清周吉士《寄园所记》引《笑史》,记录了几则淫荡的秽史。

一,“严分宜父子溺器,皆以金银铸妇人,而空其中,粉面彩衣,以阴受溺。”

二,“严世番吐唾,皆美婢以口承之。方发声,婢口已巧就,谓之香唾盂。”

三,“严氏藉没,郡司奉台使檄往,见榻下堆弃新白绫汗巾无数,不省其故。袖其一出,以咨众。有知者掩口曰:‘此秽巾,每与妇人合,辄弃其一,岁终数之。为淫筹焉。’”

因此,当代贪官的手提包里,无不装着数粒“伟哥”,以便随时应战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所以,明代的二严,是中国贪污史上既贪且淫的双打冠军。

明代的皇帝,真是一代不如一代,这个朱厚,成天在西苑修道炼丹,求不死之药,连朝都不上的。只信任一个严嵩,因为这个大贪官,不但字写得出色,北京酱菜店老字号“六必居”三字,就是他的“墨宝”。诗写得潇洒,文也写得漂亮,尤其他最拿手的“青词”,堪称一绝,所谓“青词”,就是写在一张青色的纸上的虚无缥渺文字,然后烧给太上老君的符之类的东西。很中世宗的意,因此受到宠幸。相比之下,如今那些附庸风雅的贪官,题词作诗,污染环境,就太狗屎了。于是,垄断朝政二十年,一手遮天。

在中国,反小贪容易,反大贪难,反有背景、有后台、有高层人物支撑的巨贪更难。无论古今,凡称之为巨贪者,第一,上面有强大的庇护,第二,手中有足够的权力,第三,身边有铁杆的死党。有了这三者,轻易是奈何他不得的。对严嵩而言,这三者,他不但全部具备,而且达到极致地步。第一,他有嘉靖皇帝这把大得不能再大的保护伞;第二,他有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辅地位;第三,他有沆瀣一气,通同作恶的儿子、帮手、死党严世蕃。

说实在的,在中国贪污史上,像他这样实力雄厚,有恃无恐,为所欲为、放手大干的贪污集团,再也找不到第二份。清代的和珅,上有乾隆罩着,自己位极人臣,能与之相比,但他的儿子丰绅殷德,贵为驸马,不过一个纨绔子弟,比之严世蕃,其无恶不作的水平,要差得多。因此,严嵩六十多岁入阁,算是起步较晚的贪官,他大概没估计到自己那条狗命,能活到八十多岁,惟恐贪龄不足,就与他那“剽悍阴贼”的儿子一起,结成死党。二十年,卖官鬻爵,索赂求赇,聚敛无厌,苞苴盈门,搜括下天大的家私。

在东方专制国家里,贪污之风是难以禁绝的,但是,反贪污的正义潮流,不管哪朝哪代,从来是人心所向。尽管反也白反,可是,“过街耗子,人人喊打”,贪官逃脱不掉绑在耻辱柱上的命运。所以,这对父子,尽管保持二十年不败,然而,御史谏官们的弹劾参奏,哪怕为之终身坐牢,哪怕为之掉了脑袋,也是不屈不挠,前赴后继,同他们斗争了二十年。

据《明史》,“嵩无他才略,惟一意媚上,窃权罔利。帝英察自信,果刑戮,颇护己短,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,戕害人以成其私。张经、李天宠、王忬之死,嵩皆有力焉。前后劾嵩、世蕃者,谢瑜、叶经、童汉臣、赵绵、王宗茂、何维柏、王晔、陈恺、厉汝进、沈练、徐学诗、杨继盛、周铁、吴时来、张、董传策皆被谴。经、练用他过置之死,继盛附张经疏尾杀之。他所不悦,假迁除考察以斥者甚众,皆未尝有迹也。”

读史至此,不禁怫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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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嵩和他的儿子,得以肆意妄为的大贪特贪,说了归齐,凭籍的是手中的一张门门通吃的王牌,大明天下,谁能越过嘉靖皇帝?由于“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,即不视朝,自二十年宫婢之乱,即移居西苑万寿宫,不入大内,大臣希得谒见,惟嵩独承顾问,御札一日或数下,虽同列不获问,以故嵩得逞志。”朱厚等于将整个国家交给了他,这块肉,他还不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,更何况严世蕃那永远填不满的胃口。

在封建社会里,有时候,皇帝就是最大的贪污犯,或者,至少也是一个最大的包庇犯。所以说,反贪反贪,不反掉贪官头顶上那把使其得以贪的保护伞,治标而不治本,抓再多的贪污犯,也根绝不了官员的贪污现象。《明史》说这个严世蕃,简直就是京师一霸,其贪赃枉法,其荒淫无耻,其不可一世,连他既奸且滑的老头子,也不得不认可他的厉害。

严嵩晚年,“城旦夕直西内,诸司白事,辄曰‘以质东楼。’东楼,世蕃别号也。朝事一委世蕃,九卿以下浃日不得见,或停至暮而遣之。士大夫侧目屏息,不肖者奔走其门,筐篚相望于道。世蕃熟谙中外官饶瘠险易,责贿多寡,毫发不能匿。其治第京师,连三四坊,堰水为塘数十亩,罗珍禽奇树其中,日拥宾客纵倡乐,虽大僚或父执,虐之酒,不困不已。居母丧亦然。好古尊彝、奇器、书画,赵文华、鄢懋卿,胡宗宪之属,所到辄致之,或索之富人,必得而后已。”

他超常的贪污能量,连他老子也震惊不已。

明周元《泾林续记》载:“世蕃纳贿,嵩未详知,始置笥箧,既付库藏,委皆充。蕃妻乃掘地深一丈,方五尺,四围及底砌以纹石,运银实其中,三昼夜始满,外存者犹无算,将覆土,忽曰:是乃翁所贻也,亦当令一见。因遣奴邀嵩至窖边,烂然夺目。嵩见延袤颇广,已自愕然,复询深若干,左右以一丈对,嵩掩耳返走,口中嗫嚅言曰:多积者必厚亡,奇祸奇祸,则嵩亦自知不免矣。”

明朝不设宰相,这是朱元璋定的,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里,另设几个文官组成的秘书班子,为其工作,其中主要负责者,即为首辅。严嵩在这个职务上待了二十年,终究因为年事已高,精力不足,日见耄昏,对答多不称旨,使得嘉靖很不耐烦。早先,他的青词写得文彩斐然,如今,文思大退,只好着人代笔,再难让嘉靖满意。

由于“握权久,遍引私人居要地,帝亦寝厌之”,“会万寿宫火,嵩请暂徙南城离宫,南城,英宗为太上皇时所居也,帝不悦。”朱厚拜神求道,是个极迷信的皇帝,才不愿意到那个失势倒霉的所在居住,严嵩此举,大有居心不良之嫌,惹得嘉靖恼火。加之“徐阶营万寿宫甚称旨,帝益亲阶,顾问多不及嵩。”于是,《明史》称“性颖敏,有权略,阴重不泄”的徐阶,接替严嵩为首辅。

现在,严嵩终于明白,此刻深得帝心的徐阶,已非昨天“谨事”于他,只知道唯唯诺诺的徐阶了。

当此大事已去,无可奈何之际,这位曾经很看不上徐阶的前首辅

明朝权相严嵩之子贪赃淫奢为何判死刑时无一

,也不得不“置酒要阶,使家人罗拜,举觞属曰:‘嵩旦夕且死,此曹惟公哺乳之。’阶谢不敢。”所以《明史》在《邹应龙传》中说:“世番之诛,发于邹应龙,成于林润”,忽略了徐阶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,是不符事实的。在《严嵩传》中则指出:“其坐世蕃大逆,则徐阶意也。”看来,执笔的史官不同,看法也有不一致之处。但是,严嵩设酒请客,他看得很清楚,尽管徐阶对老前辈必恭必敬,不动声色,要跟他算账,要拿他儿子开刀,是早早晚晚的事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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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,在中国,贪污,有其悠久的传统,然而,人民大众和贪污犯不共戴天的,反贪污到底的决心,也是永远坚定不移的。御史林润、法司黄光升认为,要告倒这个严世蕃,最具杀伤力的是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,以及设置冤狱,残害杨继盛、沈练罪,这两项,民愤极大,足以置死。

徐阶不以为然,民愤对皇帝来讲,算个屁?他拿着他们的谳词,也就是给嘉靖的上书,问道:“诸公欲生之乎?”

“必欲死之。”

徐阶冷冷一笑:“若是,适所以生之也。夫杨、沈之狱,嵩皆巧取上旨。今显及之,是彰上过也。必如是,诸君且不测,严公子骑款段出都门矣!”

历史的经验使徐阶明白,这些年来,所有劾奏严氏父子者,无一不败的原因,就在于揭发严嵩、严世蕃的贪赃枉法、聚敛钱财、量值卖官、残害忠良的罪行时,总是不可回避的一点,这个嘉靖倘非昏庸失察,任用非人,便是包庇佑护,纵容贪臣。不过不直点他的名,话说得尽量婉转而已。朱厚是个自负自信,忭躁易怒的人,强迫他接受这份上书,等于默认自己过去错了,是绝不肯接受的。结果,碰上这样一个混账帝王,贪者无罪,反贪者倒弄得一身不是。

所以,徐阶不主张告严世番贪污下的金山银山,那让朱厚挂不住脸,眼皮子底下,出了巨贪,绝不是最高统治者的脸上光彩的事;同样,更不主张告严嵩父子制造冤狱,滥杀无辜,无论如何,推出午朝门外斩首,总是奉旨行事,朱厚有其推卸不掉的。当皇帝的只有圣明,怎么能有错?哪怕99%错了,只有1%勉强说对,也要大言不惭声称英明正确的,所以,想达到告倒严世蕃的目的,一定要把嘉靖完全撇开。

于是,这位新首辅建议,要想割下严世蕃的脑袋,只能告他以下四条:一,严世蕃在他老家江西南昌,盖了一座“制拟王者”的府邸。二,严世蕃在京城与宗人朱某某,“阴伺非常,多聚亡命”。三,严世蕃之门下客罗龙文,组死党五百人,“谋为世蕃外投日本”,在进行着武装训练。四,严世蕃之部曲牛信,本在山海卫把守边关,近忽“弃伍北走”,企图“诱致外兵,共相响应”。

这四条罪状,每一条都是犯上作乱,跟皇上过不去的。一,盖府邸“制拟王者”,什么意思?是不是有想当皇帝的野心?二,与姓朱的宗人搞地下串连,是不是要篡权夺位?另立新主?三,倭寇为明代心腹之患,组成反革命武装,里通外国,投奔日本,是何居心?四,勾结边外觊觎我大明江山的异族,起内应外合的作用,一旦得势,哪还得了?

据说,严世蕃最初听林润、黄光升要上书,他拿到谳词第一稿副本,一看,哈哈大笑,“谓其党曰:‘无恐,狱且解。’”等到这纸奏书上达天听以后,“世蕃闻,诧曰:‘死矣!’”于是,朱厚一拍御案,严世蕃的末日来临,《明史》对其死,说得很简捷,只有七个字:“遂斩于市,籍其家。”

这虽然是明代的一场反贪斗争,但历史作为一面镜子,总是有其引以为鉴的地方,尤其在反腐倡廉的今天,还是值得我们当代人为之深思的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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